刑事辩护空间拓展与司法体制改革

　　解决这个问题，既涉及司法体制和诉讼程序的调整完善，也涉及律师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参酌国外经验及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有关必要引入“有效辩护”这一概念，更加注重辩护权的实质性和有效性。要认识到，“律师不是政府机关的傀儡，不是程序正当化的帮衬，他为提供被告实质、真正的保护而存在。”[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建立刑事辩护的准入制度、质量评估体系、无效辩护的司法救济等。

　　2、从审判中的辩护，走向审判前中的辩护

　　从审判走向审前，是刑事辩护空间的纵向拓展。这种拓展，是以审前程序的诉讼化改造为前提的，这在我国尚需时日，但有些方面已经开始试点。例如，对于批准逮捕，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已试点实行听证，允许律师介入并发表意见。下一步，还有必要考虑建立预审制度，由预审法官对侦查阶段的强制处分、羁押，以及检察院的起诉决定实行司法审查，并允许辩护人适度介入，发表辩护意见。另外，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目前仍是行政审批式，辩护律师难以有效参与并发挥作用，亦须进行诉讼化改造，给辩护人以施展的平台和空间。

　　3、从实体性辩护，走向程序性辩护

　　实体性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传统内容，程序性辩护则是刑事辩护的新兴领域。与实体性辩护主要针对定罪和量刑不同，程序性辩护主要针对诉讼程序违法、管辖违法、证据违法等问题，提出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改变管辖或者排除非法证据等辩护意见，促使司法机关宣告某些诉讼行为、证据无效，进而达到终止诉讼、重新审理或者宣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程序性辩护的开展，是以程序性制裁的确立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完善为前提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程序性制裁措施，但一直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则和证明规则，因而难以落到实处。今年6月，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并实施，对于口供等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已经有了相应的程序规则和证明规则，这为律师开展程序性辩护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下一步，对其他的程序违法行为，亦应确立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并允许律师在审判中申请法院启动程序性裁判，宣告违法的诉讼行为无效。

　　（二）司法体制改革

　　这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困难再大，总须前行。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以下几个：

　　1、维护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刑事辩护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百年中国，司法独立之路，坎坷而漫长。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要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不能直接审批和干预具体案件。更不能再提所谓“绝对领导”、“驯服工具”等说法，否则法治就成了人治，司法就会成一些官僚压迫人民、铲除异己的工具。

　　二是逐步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维护合议庭的独立性，解决判者不审、审者不判、审判分离的问题。

　　2、控、审分离，司法中立

　　作为裁判者，法院和法官至少应在控、辩之间保持中立。因而，要求法院去配合检察院，违背了基本的诉讼原理，也扭曲了正常的诉讼结构。但在我国，“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短期内恐难改变。现实的路径，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强化十分薄弱的制约方面，弱化已经过火的配合方面。

　　法谚云：“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但起码都要考虑一下饭的“卫生”问题，公安机关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检察院不能什么饭都往上端，法院更不能闭着眼睛都吃下去，总得顾及一下自己的肠胃和健康吧。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搞所谓“提前介入”、“诉前审查”，或者一味迁就控方，只讲配合，不将制约，这本身就是对宪法原则的违反。

　　3、改革审前程序，司法介入，实现诉讼化

　　侦查程序中的各种强制性措施，特别是人身强制措施，即使暂时不搞事前的司法审查，也必须有事后的司法救济，即允许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救济。检察院的起诉权，也应逐步纳入司法审查，实行预审，避免诉权滥用。

　　改造审前程序，法官以中立的裁判者身份介入，对侦控机关的强制处分和公诉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和救济，既是制衡权力、保障人权的必由之路，也是律师在审前阶段开展有效辩护的基本前提。由此，刑事辩护才能真正由审判走向审前。

　　4、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是继续扩张辩护人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平衡控辩力量。例如，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赋予并切实保障律师的自由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讯问时在场权等。

　　二是强化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针对国家专门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在审判中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违法证据或诉讼行为无效，由人民法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裁定。

　　5、看守所从公安机关脱离

　　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关键看有没有实施的决心。目前公安机关强烈反对，但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