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称为涉黑案嫌疑人辩护风险更高

　　公元前632年，卫国的统治者卫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谋杀叔武，卫侯派他的属下士荣先生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承办此案的“法官”是晋国国君晋文公。审理的结果，卫侯输了官司，被晋文公砍了脑袋，同时被砍脑袋的，还有士荣先生。晋文公杀士荣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为坏蛋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杀了算啦。

　　这是一个在刑辩律师们中间流传很广的故事，在重庆打黑案到了审判阶段，这个故事又被端了出来，因为，律师们说：“为涉黑案嫌疑人辩护，担的风险要高于其他刑事案件。”

　　从6年前的刘涌案，到今天的重庆打黑，这个风险有目共睹。然而，有挑战就有进步，从刘涌案中田文昌律师的只身奋战，到今天的重庆打黑中参与辩护的几十名律师的联合出动，律师们在涉黑案领域的辩护上的进步更是有目共睹。

　　田文昌：他从刘涌案中走出来

　　当年因为代理刘涌案，田文昌一举成“名”，只不过这个“名”是骂名。

　　普通民众不能接受有人帮“黑老大”刘涌说话。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普及，他们就打电话去骂，当时曾是田文昌助手的杨航远律师说，他一天能接到几十个“骂人”电话。一个自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人称田文昌为老师，说10年前听过田的课，当时在他眼中，田老师为弱者代言，替平民申冤，是充满正义的，没想到今天，他所尊敬的田老师“竟然替黑社会老大翻案”，“到今天，我才认识了你的真面目”。

　　同时，“刘涌家花了几百万买通了北京的大律师”的说法开始被放大传播。“最多的还有说我收了上亿的呢！”田文昌说，“我们两个人收了20万，我有合同有发票，可我从来不说，说了谁信？谁相信啊！？”

　　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则提出更“有力”的质疑：田文昌曾邀请12位专家对案件进行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这间接影响了判决；还有媒体说，田文昌给辽宁省委、省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审理刘涌案——这被视为继“专家干预”后的“行政干预”。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的刘涌的命运可想而知，作为刘涌的辩护律师，田文昌甚至没有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辩护席上，这个被称为“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的大律师第一次表示出自己的无力：“我自己不想出庭，没意义了。”

　　2008年6月1日，修改后的《律师法》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当年曾遭遇四面楚歌的田文昌高兴了一把，可是很快，他发现现实并不如此乐观，“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

　　所以，在重庆打黑轰轰烈烈，在涉黑家属纷纷赴京寻找知名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时候，这位当年勇敢奋战在刘涌案一线的大律师选择了回避，对媒体提出的任何问题，他统统采取了同一种姿态——无可奉告。“给我留条生路吧”，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对紧追不舍的记者说。

　　据说，他从刘涌案后，再也没有接过涉黑案件。

　　李肖霖：他替宋留根鸣不平

　　刘涌案过去仅仅一年，律师李肖霖就接到河南宋留根案。宋同样是一个可与刘涌媲美的“黑老大”，包括他的案件在内的系列案被称为“中原涉黑第一案”。

　　可是，李肖霖比田文昌幸运多了：“没怎么被骂过，也许有骂的，可我不去看，不去听。”尽管曾因代理过刘晓庆税案和国内第一例龙胆泻肝丸受害者状告同仁堂案而名声在外，可是这个案子，是他第一次触电“黑社会”。同他一起代理此案的宣东律师则是一名有着30多年的刑事审判经验的老法官，“下海”后又曾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最大黑社会案件首犯张执文担任辩护人。但是，这样的强强组合也没能让案件性质发生任何变化。“这个案子没有公众压力，可是有政治压力。”李肖霖毫不避讳自己的观点。

　　直到今天，李肖霖都不认为宋留根涉黑。在法庭上，他大胆提出“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两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接受记者采访。面对记者，李肖霖抖动着茶几上的一份报纸说：“在法庭确定有罪之前，我的当事人就是清白的，谁给警察的权力，让他们把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又是谁给媒体的权利，让报纸‘未审先判’，在游街的照片下注明是‘黑社会老大被抓’？”

　　尽管此后，媒体的报道依然如故，可是他们这些言论和举动并没有被掩盖，也没有引起众怒。李肖霖认为，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尽管宋留根的命没有留住，但李肖霖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做了辩护人应当做的事情”，“把真相说出去，让大家都知道”。

　　到今天，李肖霖已经代理过9个涉黑案件，每一个案件他都采用了这个方式——“大声说出来”。“千年的案卷会说话”，李肖霖多次强调这句话。所以，尽管这些案件达到他辩护目的的只有三分之一，可是他认为自己的辩护很成功，“被告人希望律师敢说话，代表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即使输了也心服口服，利于社会安定”，“有了制衡的力量，不公正才可能变得公正”。

　　尽管对事业充满激情，可是李肖霖承认，对于涉黑案件，他绝对不会主动去“碰”，除非“朋友关系找过来，推不掉”。因为“非常辛苦，一份辩护词就几万字，我又认真。而且有危险”。

　　尽管有这些顾虑，可是李肖霖说，自己还是很高兴地看到，相比代理宋留根案时的情况，“给涉黑嫌疑人当辩护人的律师多了，经验也丰富了”。

　　杨矿生、赵长青：他们被重庆黑社会牵连

　　“埋没自己的良心为贪官服务”，这句话是一名网友评价文强的代理律师杨矿生的。用词和语气与当年批评田文昌时是何等相似。历史的一幕在2009年重演，当重庆打黑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纷纷到北京聘请名律师的消息传开后，舆论铺天盖地。杨矿生律师甚至遭遇人肉搜索。据新浪网统计，“北京知名律师杨矿生将为文强辩护”的新闻一出，仅仅1天，就有76482条相关评论，批评、谩骂的跟帖如潮而至，表达理性声音的跟帖不到一成。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因为担任涉黑被告人黎强的辩护律师，也遭遇了相同的辱骂。这位德高望重的法律专家竟成了网络上的“过街老鼠”——有网民攻击他为“法学败类”、“替黑社会说情”、“比黑社会还黑”。赵长青称，网上针对他的指责如此猛烈，出乎他的预料，是他从事刑事辩护数十年从来没遇到过的。他认为，辩黑律师遭炮轰是“普法的失败”，“人们对律师的工作性质仍缺乏了解”。他表示不会因为这些意见而退出，如果黎强同意，二审自己还要当他的辩护律师。“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要严重”，他认为，当好辩护律师，也是法律工作者的责任。

　　代理李义涉黑团伙案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多次指出重庆打黑应防止出现“扩大化、运动化”。此言论一出，周立太立即遭到一片谴责，有人骂他“黑社会的狗头军师”、“讼棍”等。周立太无奈解释说，“我是支持打黑的”，但给被告人辩护，维护其合法权利，这是律师的职责。

　　与田文昌时期不同的是，尽管反对的声音是大多数的，可是支持辩护律师的声音也同时存在，不断有人站出来告诉民众“为黑社会辩护也是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本身就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维护”，指出“网民们对辩护律师进行指责、谩骂属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田文昌对此表示欣慰，“刘涌案时极少有人为我说话，而这次重庆律师赵长青被骂，为他说话的人还是不少”，他乐观地憧憬“社会总会进步到那一天，律师为黑社会辩护，不会再遭骂”。

　　就在田文昌这话见报的同一天，为重庆涉黑案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被捕的消息传来，他被指控涉嫌伪造证据、妨碍作证。同是重庆涉黑案辩护律师的某律师向本刊透露，知道这个消息后，他所在的律所马上召集他们几个代理这些案子的律师开了会，微调了辩护方案。痛并前行着，这句话适合献给为涉黑者辩护的律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