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日扔3万烟头仅靠法律还不够

 长江路街道城区清运队工作人员王明旺说，长江路街道办有230多名保洁员，负责着4条主干道、5条次干道和11条巷道的保洁工作。“以前每天一共能捡2万左右烟头，最近几天每天都是3万多个”。(2012年9月3日《亚心网》) 
　　每天捡3万多个烟头，一周下来上百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乌鲁木齐每天上演的这样一幕，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据报道，在记者不到两小时的观察中，保洁员朱建兰和班组的17名同事就在自己负责的长江路780米路面上，捡了1000多个烟头。用朱建兰的话说，“以前我们一天最多捡6000个，快一个星期了，每天都能捡8000个以上。”
　　或许这个数字依旧有点抽象，笔者进一步做一个计算，以保洁员朱建兰班组为例，17人一天捡8000跟烟头，平均下来每人每天捡470多跟烟头。也就是说，朱建兰至少得做470个弯腰动作。更令他头疼的是很多烟头在路边的绿化带、灌木丛中，“好几个保洁员为捡里面的烟头，胳膊、腿、脸上划得到处都是伤。”无奈之下，他们找来清雪机，对着灌木丛吹风，把烟头纸片等垃圾吹出来再捡拾。
　　如此繁琐又吃力的工作，在我们的清洁员洒下无数勤劳汗水的同时，却依旧有不少人难以理解，更甚者持抵抗情绪。他们告诉记者，就在8月31日下午，一名保洁员对一位扔烟头的行人劝阻无效要罚款时，遭到行人的辱骂和推搡，最后是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制止的。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前几天一个人把烟头扔地下，我们去劝，对方跟保洁员吵起来，从地上捡起还在燃烧的烟头吞进了肚子，把大家吓坏了，真怕他烧坏自己。”
　　面对此情此景，一种通俗的观点指出应加大法律严惩力度，认为在法律的高压下定能彻底杜绝乱认烟头现象。 
　　诚然，社会公德的提升与法律规范不可分割，新加坡等国法律约束下良好社会公德建立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然，国情不同，经济基础不同，统一以单一的法律硬性条件来约束我国公民显然不可取。试想想，在中国，递烟、递酒难道不是一种人之常情的交往方式吗?难道不是主人向客人以表欢迎和尊重的表现吗?正是这种文化氛围中，不少普通民众认为吸烟并不是什么大错，甚至有不少偏见认为吸烟喝酒是人际交往所必须。加之中国多数人是农民，即便在城市中农民工也占着很大比重。长期生活于农村，随处扔烟头的习惯在他们眼中并不是什么错误，当他们来到城市时，这种无意识的习惯势必“裸露”于众。
　　因此，从问题的深层角度讲，制止当前国内随处可见的乱扔烟头者，不能仅仅依靠于法律，甚至法律的苛责不但起不到教育的目的，有可能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不满情绪乃至抵抗行为。退一步讲，淡出的法律监控将需要更多的执法人员，势必会耗费大量财政。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民众乱认烟头的行为，首要的问题是从思想上让民众真正重视起来，真正得让民众打心眼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好的，是必须得改的。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在不断改善基层公共卫生设施的基础上加大教育力度，让民众打心眼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自觉践行到维护公共道德的行列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思想道德的提高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基础的限制，因此，要有效让人们接受相关部门的教育，不仅对教育方式、方法、内容等方面有着严格要求，更对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有着更大要求。这就需要我国在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更加注重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以及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执行力。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在衣食无忧、心态平衡中接受相关教育，才能自觉践行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