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刑事辩护变身“十大难”第2页:辩护意见采纳难成瓶颈

天津出台规定细化刑事辩护制度相关条文
　《天津市检察机关关于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在审查起诉工作中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将刑事诉讼法辩护制度的相关条文细化，从侦查监督到审查起诉环节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为明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基础。
　　两个规定重点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具体条文的细化，在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环节切实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落到实处。两个规定梳理归纳了辩护权的具体内容，对辩护律师所享有的阅卷权、申请调取证据权、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权、提出辩护意见权、申诉控告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内部的职责分工，确定了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接洽部门，形成了案件管-理、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分工负责、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方便辩护律师行使阅卷、要求变更强制措施、要求调取证据、提出控告申诉等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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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1月14日电  1月13日晚，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现状与展望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单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郝银钟、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袁登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律师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现状，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从检察、审判、律师辩护实务等多角度，分析刑事辩护律师的现状及原因，对未来刑辩的发展和完善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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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以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开拓进取，积极探索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热情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创新发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幸福广州作出了积极贡献。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全市共指派案件8884件，其中民事案件6620件，刑事案件2227件，行政案件37件。提供义务法律咨询79968人次。今年1至6月，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共指派案件589件，较去年同期增长82%，其中民事案件358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52%。刑事案件226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6%。行政案件5件,较去年同期增长67%。提供义务法律咨询2954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5%。

　　2012年7月4日，重庆市律师协会发布了关于会长班子开展律师事务所调研活动的通知。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律师行业竞争力、律师事务所组织管理能力和市律协的行业管理能力，引导和推动全市律师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市律师协会定于7月13至14日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暨重庆律师行业发展研讨会"，将围绕"拓展服务领域，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行业竞争力"进行专门研讨。为开好这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研讨会，第十三次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7月上旬组织常务理事（含会长班子成员）开展律师事务所调研活动。本次调研的律师事务所从各类有专业化、代表性如"刑事辩护""知识产权"专业化律师事务所中选取一部分。其中，以韩会长为组长的调研一组负责调研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等三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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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看守所内设有在押人员与律师会见室。　　法治环境篇

　　当任忠孙真正进入这个城市，开始做律师以后，他才深深体会到，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靠的不仅仅是政策和幸运，还包括它自身的努力和突围，而正是有他所珍视的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让他当律师越来越有滋味。

　　六部门联合发文护航

　　9年前，在内地做公务员的任忠孙拿到了律师执业资格证，思虑许久，他决定辞去铁饭碗，下海闯荡深圳。2005年，任忠孙如愿在深圳做起了一名专职律师，他看中深圳的是环境，一个是经济环境，他不愁没有案子接，还有一个则是法治环境，深圳相对内地还是要好得多。说起法治环境，对一名律师来说，最实在的内容莫过于律师界老生常谈的“三难”问题：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尽管有《律师法》的规定，但律师办案去相关政府机关办事，却是去“求人”的，人家可以给你办，也可以不给你办，不办也不会有惩罚机制或投诉渠道，如此一来，“三难”便成了“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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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下旬进入审判环节，黄氏夫妇据称已聘请“黄金律师团”

　　整整一年，“黄光裕案”终于走到了起诉阶段。12月5日，一家媒体报道说：这位正处于不惑之年的昔日中国首富，已经被确定将面临“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两项罪名的指控。昨晚，记者向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杨照东求证，杨照东透露了检察院即将起诉的时间，但不确认媒体报道的两项罪名。

　　起诉罪名尚不明确

    4月8日，张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盈做客人民网天津视窗,受邀参加“天津魅力女性访谈录”。1994年，张盈创办“张盈律师事务所”，在律师事务所体制改革和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将事务所打造成“天津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天津市人民满意律师事务所”和“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倾注了全部心血。张盈律师曾荣获“天津市三八红旗手”、“天津市优秀律师”、“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律师”和“律师荣誉奖”荣誉称号。

　　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之身陷囹圄，越来越多的业界精英弃绝而去，刑辩率屡创新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这个律师业务的皇冠，在三十多年的法制恢复与建构过程中，从未像现在这样黯淡。
　　律师朱明勇在广西北海的那些天里，做了一个跟重庆打黑案中的当事人樊奇航有关的梦：“樊奇航执刑快要一周年了，我去看望他。田野里到处是警察，带着头盔，端着冲锋枪”。
　　作为当年和李庄并肩办理重庆打黑案的律师，朱明勇似乎并未被李庄案吓倒，在日后的执业中反而“愈挫愈勇”，如今是北海律师团的主力。李庄的较真为其带来了囹圄之灾，对朱明勇却成了一种鼓舞。在刑事辩护律师随时面临“伪证罪”的司法环境中，朱明勇将每一次的控辩经历都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即使环境险恶，我们仍能穷尽技术手段，让每个案子办得接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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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并强化了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
　　在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修正案草案的这些内容给予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公权退了一步私权进了一步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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